行政复议机构是行政复议机关中专门负责履行行政复议职责的特定机构，受行政复议机关领导，对行政复议机关负责。

凡是能够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行使的权力，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都应尽可能地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行使。在联邦制国家中，国家权力要么归属于联邦，要么归属于成员邦，两者之间非此即彼，必须由制宪者作出选择，以宪法规范加以规定。

即使是当前已经存在的权力需要，由于认识能力尤其是立法技术的不足，也可能会遗漏一些可以由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的权力。4．保留权力的宪法意义，主要是厘清联邦权力与成员邦权力之间的界线。讨论我国特别行政区制度的逻辑前提和事实前提，主要有以下方面： 1．一个概念的成功必须满足逻辑上的自恰性。因此，我们逐步学习如何从政治问题和社会生活中孕育宪法学自身的价值，并最终找到我们自己的价值。而发展演变后的剩余权力概念，即基本法未列举的权力在内容上则接近于遗漏权力的概念，都是立法时未能认识和预知的权力。

总之，《基本法》第20条规定的授权制度，有利于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原则与例外、当前与未来、稳定与发展的相互关系，有利于真正实现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法精神。  四、结论 综上所述，从我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规范分析角度，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度下的剩余权力问题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不享有所谓剩余权力的，不管它是作为保留权力还是遗漏权力。如果6、7年尚可算作可能发生重大变化的合理期间，那么，2年时间是无论如何让人难以接受是合理期间的。

环节与步骤的繁琐拖沓、告诉知情的缺乏或不足、推三阻四或滥设障碍、不平等对待乃至私相授受非法利益等等，在审批事项的办理过程中屡见不鲜。年度研究报告主要内容涉及该年度行政改革委员会获取的建议及其他信息、开展的工作、初步的或最终的研究成果及建议等。实际上，立法者是在审批事项创设的规范性与便宜性之间寻找妥协，很难从中找出整齐一致的配置逻辑。法律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就从行政系统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着手，打造适应中国阶段性铺开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行政体系和过程，[36]并且不断地进行调适。

[26] 如今国企仅占中国GDP的25%，但其他部分并非都能纳入私企经营。然而，在这个数字下面，潜藏着许多耐人寻味的现象，于此择其二言之： （一）三股浪潮仍然是运动式改革 国务院行政审批改革在11年进行了10批次的取消和调整，但这并不意味着改革已经实现常态化。

而此类例子，可谓不胜枚举。2、开放的研究计划和议程设置。就事项而言，行政审批确有不少关乎行政系统内部管理事项、国有资产管理事项和政府财政优惠事项等。[33]不过，这种间接审查若延伸至行政审批的设定问题，恐怕是一种理论想象。

[22] （四）改革的常规化设置 世界范围内的历史经验证明，个人、市场、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流变的。这本身即意味着，它绝非一朝一夕、指日可望成功之事。为解决此问题，《行政许可法》第21条设计了一种方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行政法规设定的有关经济事务的行政许可，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认为通过本法第十三条所列方式能够解决的，报国务院批准后，可以在本行政区域内停止实施该行政许可。这在保证政治、法制统一同时，牺牲了地方的特殊性。

[5] 在中央层面上，国务院文件标题之中首次出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是《国务院批转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2001年10月18日，国发[2001]33号），也有学者以此为中央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起点。这一标准无疑是有助于政府转型、公民社会发展以及扁平化、多元主体参与的公共治理形成的。

行政的自我改革，需要在行政体系和过程的内部和外部，实现以建构、限制行政权并使其有能力履责为目标的、内外相契相合的结构性安排或调整，从而保证改革的常态性、持续性与规范性，使市场、社会乃至人民不断获利。[35] 《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新设行政许可的通知》（国发[2013]39号）指出必须严格控制新设行政许可，切实防止行政许可事项边减边增、明减暗增。

该项审批的设立依据是2006年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三个问题看似相互独立，实质却彼此牵扯，尤以事项的存废为根本。[14]而在议及孰存孰废甚至是否都可废除的问题时，两个部门皆坚称其所辖审批事项之必要性。以行政审批改革为例，受繁复的行政审批之累的个人或组织是最有动力发出改革呼声的，也是最容易发现问题的。然而，这是否表示行政审批改革已经走上常规之道，尚难下断言。即在当今行政国家，一方面，行政独大现象已经难以单纯通过孟德斯鸠式的分权体系予以制衡了。

否则，法律如同无齿虎（toothless tiger）、纸老虎一般，只能起到表面上的恐吓作用。刘福元：《行政自制：探索政府自我控制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11年。

必须严格杜绝以改革为名、违反现行规则、破坏法治的现象。在政府干预市场越少的地区，政府由‘干预型向‘服务型的功能转型可能越快，因而越倾向于和企业保持适当的距离，并且政府官员从企业中获得不当私利的机会也会越少。

但在调研中，有关部门专家坦言，就这两项审批所涉及的技术及相应的队伍和设备而言，由一个部门掌握是没有问题的。[22] 参见陈端洪：行政许可与个人自由，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5期。

[34] 但是，中国地方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政府与私人、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行政管理能力也是不能同步发展的。在数量指挥棒之下采取避重就轻策略，牢牢把住关系重大利益的行政审批事项，减放已经没有多少利益可言、或者利益权重相对较轻、或者利益牵扯相对简单的事项，而在运动浪潮之后，在量化指标不再被关注的时候，催生新的行政审批事项。[2]然而，新政引起的兴奋、聒噪、混乱，也容易让人罔顾或遗忘历史，以至于无法辨清改革所面对的错综症结，草率地用某个时段内审批项目减少或下放的数量来确立改革的成绩，有意无意地重蹈冒进主义或形式主义之误区。[31] 本文第一部分举例提到，近期被取消的大中型水利工程移民安置规划编制和移民安置监督评估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认定、船员资格临时特免证明签发、引航员注册审批、船舶化学品安全运输条件评估机构认定、港口、码头、装卸站以及从事船舶修造、打捞、拆解等作业活动的单位防治船舶污染能力专项验收和船舶货物污染危害性评估机构认定，其实都是依据行政法规设立的，在形式上符合《行政许可法》关于设定权配置的规范。

极为重要的是，年度和专题的行政改革研究报告必须向社会公开，并由所属政府向对其负责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各省、市级人大常委会备案。崔卓兰、于立深：行政自制与中国行政法治发展，载《法学研究》2010年第1期。

徐增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回顾与展望，载《经济体制改革》2008年第3期。较之传统行政法学，其目光在现实的行政任务与行政体系和过程之间流转往返，并致力于更多通过行政自我约束与革命（但并不排斥外部驱动），形塑新的行政体系和过程，以最终实现行政任务。

而依据该条例设立的船员资格临时特免证明签发和引航员注册审批，却被2013年11月8日的《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3〕44号，以下简称国发〔2013〕44号文）取消了。[13] 《食品安全法》第29条是餐饮服务许可的依据：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

[16]行政审批的流程改造，也会涉及事项的存废。[8]   二、回顾：常态化规制的立法设想 痼疾既然早已存在，并非没有明眼人识之。尤其是，建议可以在网络上提交，且该网络向社会开放，允许任何个人在建议上签名附议。有鉴于此，中国的立法者才制定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恐怕独一无二的、统一的《行政许可法》，从设定许可的主体、文件类型、程序、标准和事后评估五个方面，对行政许可的设定问题提供了较为系统的规范。

[35]因此，唯有尝试在制度上确保法律由无齿虎变成有齿虎，才可促进持续的、常态化的、切实有效的行政审批改革，抑制运动式、形式化改革的弊害。不过，将其用于描绘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仍然是恰如其分的。

二是降格，把审批降为核准，审批项目是减少了，但总量并没有减少。国发〔2013〕44号文取消的船舶化学品安全运输条件评估机构认定，就是2年前通过另一部行政法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设立的。

[17] 非行政许可审批概念并未出现于《行政许可法》之中，但立法者已有意识和明示。（4）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